作者：余杰
这是一艘那个时代极为普通的商船：横帆，铁嘴船头，前部是高大的、城堡状的上层船体，后部是用来在恶劣天气保护货物和船员的，不过要对抗强风，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过去十多年里，这艘船常年往返于英吉利海峡间，把英国的羊毛织品运到法国，再带着法国葡萄酒回伦敦。这一次，它却要驶向美洲新大陆。除了船长和水手之外，船上有一百〇二名乘客。
在大西洋的航程中，一个巨浪冲上这艘老旧船只的甲板，使木质船体结构像鸡骨似的断裂。风平浪静之后，船长琼斯发现船体损毁严重，决定掉头回英格兰。但是，乘客们坚持驶往预定的目的地，尽管他们对那片大陆一无所知。乘客们竭尽全力帮助木匠修复断裂的船梁。他们带了一个千斤顶，那是一个用来抬升重物的机械装置，他们在新大陆建设家园时会用得上它。他们靠着千斤顶的帮助修复了船梁，这艘商船又可以前行了。
这艘船名叫“五月花号”。一六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来自“五月花号”的第一批殖民者在普利茅斯登陆。这是美国早期历史中一件影响未来的事件，将对美国共和政体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新教伦理决定了北美殖民地的未来：“所有这些我所观察到的现象都源于最初的起点。由此，我可以从第一批登陆北美大陆的清教徒身上看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关于信心和勇气的故事：“逆向移民”的“天路客”
不会倒下，可怜的灵魂，仍然相信上帝
无所畏惧，尽管你要遭受一切；
祂惩罚了祂爱的人，
而将所有泪从他们眼中轻轻拭去。
多年以后，生命将到尽头时的布拉福德，写下惟一一首流露出他个人情感的诗歌。关于那趟惊涛骇浪中的天路历程，他失去了太多宝贵的东西，包括他心爱的妻子多萝茜在五月花号靠岸的地方意外落水身亡。他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包括上帝赐予的普利茅斯这块土地——虽然它并非先前预定的目的地，没有流淌着奶与蜜，却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一六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是这群人在美洲新大陆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们搭起了第一座房屋的框架，使这个日子变得更有意义。
租用“五月花号”到新大陆的，是一帮加尔文派教徒，他们全都是英国人，大部分来自伦敦，也包括一些流亡尼德兰的人。其中，有三十五人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清教徒，即“不从国教者”。他们不是彼此陌生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他们举家同行，这是最早一批以家庭为基础的殖民航行。另一些乘客被布拉福德称为“陌生人”，未必有虔诚的信仰，却愿意与清教徒们一起开创新的人生。
他们是织布工、羊毛梳理工、裁缝、鞋匠和印刷工人，后来证明所有这些工作经验对于在美洲荒野里开辟一片居住地毫无用处。不过，他们作为流亡者已经在尼德兰的莱顿，甚至在更早之前，发展起了非凡的精神联系，使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有着坚定的意志，不会遇到一点困难就想回家。他们的首领、三十岁的灯芯绒织工布拉福德，后来写道：“我们知道自己是天路客（朝圣者）。”[1]
英国和欧洲大陆被这群天路客抛到身后，他们对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故乡没有乡愁。一六〇三年，深受加尔文宗影响的苏格兰国王登基为英国国王，即詹姆斯一世。英国的清教徒们认为可以免受逼迫了。然而，詹姆斯一世为了巩固王位，迅速皈依英国国教会（圣公会）。一六〇四年，詹姆斯一世无情地拒绝了清教徒的请愿，强迫他们服从国教会。
一六〇七年，为了躲避英国国王和英国国教会的迫害，一批清教徒移居到加尔文宗教徒占主流地位的尼德兰地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再加上勤劳肯干，很快就在尼德兰安居乐业。当时，尼德兰是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而具备勤劳和节俭品格的清教徒移民群体的生活品质普遍高于尼德兰的平均水准。
然而，漫长的尼德兰独立战争看不到尽头，天主教势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富裕的尼德兰的享乐主义、世俗主义氛围已然威胁到下一代子女信仰的纯正。于是，这些清教徒产生了移居北美新大陆的想法，并全力付诸行动。
清教徒们选择“逆向移民”，从已进入近代文明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移居还是蛮荒之地的美洲新大陆。“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们奔赴新大陆，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在人间建立信仰自由的国度，即圣经中说的“山上之城”。多年来，他们深受信仰不自由之苦，反抗罗马天主教，反抗英国国教会，争取按照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为此颠沛流离，乃至家破人亡。约翰·布罗克回忆他的青年时期——一六三〇年代的英格兰，“半夜出去绕远道（避开当局迫害）只是为了听优秀牧师的布道”，他离开英格兰是因为“迫害者”变得“面目可憎”。正是此种经历，他们无比珍惜新大陆的“自由权利”。
若以没有信仰的人的眼光来看，清教徒的“逆向移民”是自讨苦吃。北美新大陆是一片不毛之地，跨越大西洋的旅途充满危险与威胁。但清教徒们决定启程，并愿意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他们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六十五天才看到美洲大陆，为了寻找安全的避风港又花费了两个星期。长途远航和狭窄的船舱空间，导致很多人患上致命的坏血病。前途茫茫，他们一无所有，惟有对上帝的信靠和彼此的扶持。
天路客们为什么不畏千辛万苦奔赴新大陆？原因只有一个。帮助组织清教徒远征新大陆的英国牧师约翰·怀特指出，宗教信仰是让人们甘冒一切风险的最大的单一动力：
开拓殖民地的最卓越、最值得去实现的目的，就是传播宗教。……有些人可能是迫于穷困，另一些人或许是出于好奇，还有一种人大概怀着一夜致富的希望，但我确信，最真挚、最虔诚的那一部分人，必定是以传播福音作为他们工作的范围。
在新大陆当如何生活：《五月花号公约》的诞生
“五月花号”上的乘客大部分都是分离派清教徒（“圣徒”），也有秉持不同信仰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陌生人”），他们在登陆地点及登陆后如何生活等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原先在英国和尼德兰时，他们按照教会章程和当地法律来生活，到了新世界之后该怎么办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殖民者的首领们在“五月花号”主舱开会，起草一份契约，旨在确保“圣徒”之间以及“圣徒”与“陌生人”之间的团结，并为未来的自治政府作准备。这是一份令人惊异的文献，在大西洋中那艘小船上，严肃认真的人们同意并拟定这份契约，由全部四十一个家庭的头儿共同签署，它证明了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冒险时有多么深谋远虑、目标高远。
这份名叫《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简明扼要，是典型的清教徒的文风和思维方式：
在本公约上署名的众人，蒙上帝的恩典，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信仰及国王与国家的荣誉，远航至维吉尼亚北部地方开辟首个殖民地。根据本公约一同在上帝面前庄严盟誓，彼此联合，共同组成公民政治体，为了保持良好秩序及推动实现前述的目标，需不时制定、颁布法案或拟定公正、公平的法律、法规、法令、宪法框架及设立管理机构，并对殖民地普遍适用，我们承诺完全服从并遵守。
十一月十一日，鲟鱼角，签名为证。主后一六二〇年。
《五月花号公约》体现了一种冷静、务实的解决问题方式。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文件创造了一个政治上的公民团体，以订立建立在教会、教义基础上的公正与平等的法律。这份契约，以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所订立的圣经契约为蓝本，也反映了十七世纪早期的契约理论。由此，这群人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同意服从即将制定的法律和即将选出的总督。“天路客”中最优秀的那些人，着眼于英格兰的公正和自由的经验主义传统，试图应用习惯法，按照公共利益来管理殖民地，根据全体公民的普遍需要来立法。
这份文件中虽未正式出现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的字眼，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和“生而自由的上帝的子民”的观念是其前提存在。“不列颠式的自由思想”推崇法治，坚持一个人拥有在其所居住社区认可的立法下生活的权利，主张对政治权威的专断行为进行限制，力主实施受普通法保护的类似陪审团制度的权利。这种自由的定义与新教传统相互认同。
在这份文件开启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近期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如果要美国人在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四分之三的人会将自由排在平等之前，“当一个美国人的意义就在于拥有自由”，这个比例远远超过西欧人和日本人对同一问题的答案。
此前，这个世界上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一份文件：它是由人民起草的章程，是现在通行的政府管理模式的开端。《五月花号公约》创建了一个先例，即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以法治国。这是创立美国的主要思想之一，即在同一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自由结合的权利，并可以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利的法律来管理自己。
今天人们在普利茅斯港口看到的“五月花号”是一艘仿制品。真正的那艘“五月花号”商船返回欧洲之后，其生命没有持续太久。[2]然而，诞生于“五月花号”并以“五月花号”命名的这份文件却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份文件、这群乘客，让这艘已不复存在的普通商船获得不朽名声。没有《五月花号公约》，就没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宪政共和理念的源头。这一公约构成美国宪政的雏形，它在美国政治与法律制度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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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新大陆环境之恶劣超过他们此前的设想，当次年四月五日“五月花号”返程时，没有一个天路客搭船返回欧洲。新大陆尚未产出可以运回欧洲的货物，琼斯船长的团队失去了十多名船员，卸下全部乘客后，不得不用石头压舱。
[2] 一六二四年，距历史性的美洲之行仅四年后，这艘船在伦敦的港口成了一艘腐朽的废船。琼斯船长因为这趟美洲之旅健康严重受损，于一六二一年病逝。“五月花号”的所有者包括其遗孀在内，对它进行价值评估——它只值一百二十八英镑，不到一六〇九年时价格的六分之一。它最终的命运无人知晓，或许在大海中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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