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第一卷《清教秩序五百年》序言
作者：余杰
奥古斯丁眺望沦陷的罗马，我在瘟疫锁国中为美国把脉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在瘟疫锁国的日子里完成的。
惨烈的疫情让美国政府宣布了“在家隔离”的抗疫政策，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我而言，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长达数月失去行动自由——上一次是二零一零年在北京的家中，遭中共秘密警察非法软禁；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感到死亡的阴影近在咫尺——上一次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绑架并施加酷刑至昏死，那一次，上帝没有让我成为殉道者，让我活了下来，而且带领我和家人如同当年的犹太人出埃及般出中国，自然有祂的美意。
在美国生活九年之后，大时代毫无预警地突然降临。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美国卫生总监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M. Adams）对全国民众说：“这将是我们的珍珠港时刻，我们的九一一时刻。”疫情高峰期，美国每天死亡将近两千人，近乎每天都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或九一一事件。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时此刻，我有一种承担上帝的呼召、在历史的转捩点写历史的激情万丈与恐惧战兢。
上一次“向死而生”的“人祸”中，我通过读圣经旧约之《约伯记》来坚固勇气和希望；这一次被川普总统（Donald Trump）形容为“地狱般的经历”中，我通过读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上帝之城》来寻求文明的药方，因为日光之下无新事。
主后四一〇年，罗马陷落，满城尸骨，难民四处逃生，一些人渡海来到北非海港希波。五十六岁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着手帮助安顿难民，更揪心于难民的疑问：永恒之城罗马的衰亡意味着基督教的没落？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天崩地裂的黑暗岁月，罗马的民众如同希伯来民族那样“等待救赎”，必须有基督徒像以色列先知那样开口说话。此后十六年，奥古斯丁完成了巨著《上帝之城》。巨著完成，奥古斯丁离世的时刻，希波也即将被外族攻陷。
奥古斯丁认为，历史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地上之城的历史，跟随该隐与罪恶的人类历史；另一条是上帝之城的历史，跟随亚伯并过上帝乐见的生活的、拯救的历史。奥古斯丁透过此书给予处于迷惘绝望中的人们一份鼓舞和信心：基督徒虽身处地上之城，却可以在精神上寻求上帝之城。
在亲历者而言，罗马城的沦陷、罗马帝国的灭亡可谓天地玄黄、石破天惊，但若放宽历史视野来看，则不足为奇。对于任何一个帝国，最后的溃败乃是军事的溃败。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说过，昔日罗马军团的士兵在北非的沙漠骄阳中，汗如雨下亦不曾喊苦；数百年后，军团士兵在高卢的凉爽气候中，躺在树荫下却抱怨铠甲太重，所以罗马必定灭亡。帝国的兴衰维系于军队，军队的强弱由兵源的优劣决定——优质的兵源就是具备美德、勇气和荣誉感的公民，当罗马找不到此类公民时，就失去了优秀的官兵，失去了有战斗力的军队，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柯克（Russell Kirk）所说：
晚期的罗马世界在文化上已处于精神贫乏和失序的状态，缺少共同的核心信念。它已被称为死亡的世界：普罗大众已丢失古老的罗马美德，而基督教美德尚未取得支配地位。……由于人们无法让他们自己的绝望的灵魂获得秩序，共同体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挽救了。1
此次遭到中国病毒（中国式的“超限战”）重击的美国，如当年罗马帝国一样尽显疲态与弱点。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疫情，超过两百名官兵感染病毒。舰长克劳奇上校（Brett Crozier）不但没有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中反映情况，反而将一封充满恐慌情绪的冗长信件四处散发——包括发给媒体。这是违反军规的懦夫的行为。美国海军当局将其免职，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Thomas Modly）指出，舰长以不专业、不安全的方式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2川普总统也批评说：“克劳齐不该发这封信，他又不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该写这么长的信给这么多人。”如果尼米兹（Chester W. Nimitz）还在统帅美国海军，这名怯懦的舰长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左翼媒体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却站在懦夫一边，施压迫使莫德利辞职，甚至还有人喊出“Brett Crozier for President”的口号——一个连一艘航空母舰都管理不好的军官能当总统吗？
将小丑当英雄，是非善恶的判断的混淆乃至颠倒，克劳奇事件并非当代美国的孤例。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为中国屠夫邓小平写作传记《邓小平改变中国》，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是：“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傅高义敢对纳粹屠杀也作如此含糊的表述吗？用左派自己的逻辑来反问就是：难道中国人的命就不是命吗？而这位荣誉教授以当薄熙来的儿子和习近平的女儿的导师（与其说是导师，不如说是保姆）为荣。如学者李劼所说，美国大学俨然变成了疯人院，其堕落程度让昔日感叹“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亦会感到不可思议。而左派媒体的旗舰《纽约时报》居然大篇幅刊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投书”，强调要对“把别国或别的种族当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说不”，并宣扬习近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心。《纽约时报》也会照样刊登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文章吗？其资深编辑难道分不清新闻与宣传的差异吗？“白左”跟共产党的合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些事件让人忧心忡忡，难道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德性、它的战斗精神、它的观念秩序？那么，让美国得以强大的观念秩序究竟是什么呢？
四个上帝的“选国”、权势与典范的四次转移以及推动历史进程的“三大效应”
我的这本书所要讲述的主题，就是基督新教版本的晚近五百年全球范围内权势与典范的转移、文明的更替，以及背后的观念秩序的存亡绝续。
上帝让哪里兴起，哪里就兴起；上帝让哪里衰亡，哪里就衰亡。上帝一直在挑选祂的选民和“选国”（“山上之城”）：旧约时代是犹太人及其首都耶路撒冷，经过罗马帝国及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在十六世纪是以日内瓦为中心的瑞士各邦国，十七世纪是尼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是英国（大英帝国），二十世纪至今是美国。
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登堡的城堡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基督教世界从此一分为二，新教教义催生新教国家；一五三六年，法雷尔（G. Farel）用烈火般的言辞将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留在日内瓦，此后二十多年，加尔文将日内瓦打造成欧洲新教徒的圣城；一五八一年，尼德兰北方七邦组成“乌特勒支同盟”，发表脱离西班牙的《誓绝法案》，第一个新教徒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一五八八年，英国皇家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格兰王国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一六八八年，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III）登陆英格兰，接受《权利法案》，完成光荣革命；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美洲殖民地成为“独立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接受日方投降，二战结束，美国成为第一强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宣布苏联解体，象征共产极权主义的五星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美国及西方盟国取得冷战胜利，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操纵晚近五百年来看得见的权势与典范转移的，你可以说是神秘的上帝之手，也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观念秩序。如果你具有这套整全的观念秩序，就如同戴上望远镜、有了火眼金睛，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剧幕看得清清楚楚。
导致近代权势和典范转移的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宗教改革中诞生了博大精深的加尔文神学，其“人论”的核心是“人乃全然败坏的罪人”，由此衍生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以及权力必须分割和制衡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共和制和联邦制的现代政治模式；其次，清教徒强调人皆有其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天职），故而劳动荣神益人，由此建立工作伦理，产生科学研究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清教徒深刻阐释了人是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同时，“拿伯的葡萄园谁也不能夺去”，基督教文明率先确立私有产权观念，故而人的自由、尊严及财产权不可被任何人间的统治者轻视乃至剥夺，近代人权观念由此奠定。
本书的上卷追踪近代化的四个关键阶段，描述四个拥抱清教徒的观念秩序之后实现民强国富的“选国”——日内瓦、尼德兰、英国和美国——的荣耀与风流。在世界史上，它们相继如繁花般绽放、如朝日般升起。在此过程中，有三大“效应”在发挥作用：
其一为“磁铁效应”，即同极相吸、异极相斥，所谓“极”就是与清教徒的观念秩序相对应的民情和传统。就同极相吸而论，先是日内瓦和尼德兰具备了适应清教徒的观念秩序的民情和传统，然后是英国和美国。
其二为“骨牌效应”，清教徒的观念秩序是整全性的，宗教改革一旦完成，人心和精神获得自由和解放，其社会必然相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巨大翻转，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会有一个领域例外。
其三为“马太效应”，典出《马太福音》中耶稣讲述的按才干受责任的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经济学上称之为“累积优势”和“赢者通吃”。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带来的好处，超乎人的预期。
此三大效应在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其“受体”的规模（人口、疆域、资源）越大，其效果就越显著，甚至呈现几何等级增长。从日内瓦到尼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族崛起的规模倍增的脉络。日内瓦的面积仅数十平方公里，人口仅两万；而美国的国土面积为九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三），人口为三亿两千九百万（世界第三）——所以美国国势的巅峰时刻，其生产力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在权势与典范转移的最后一个阶段，形成了以“盎格鲁圈”指称的英美文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来描述此一历史进程。他提出“英语民族”之概念，迥异于此前以生理特征来界定的“民族”，而以语言、信仰和观念三大标尺来衡量民族之疆界。
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只写到一九〇一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去世即戛然而止，却意犹未尽。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为之写了续集《一九〇〇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罗伯茨指出，英语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进步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普世价值，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生活的全球最成功的体系。相比其他模式，这种模式更适合现代世界。英美两个英语国家相继主导世界进程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这种局势至今仍没有改变之迹象。
罗伯茨认为，二十世纪的英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及反恐战争等四次考验，这四场战争又是“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等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动力。“英语民族”的五个核心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亦即情报界所谓的“五眼联盟”。
而今日以英美为核心的自由世界与中国（及其仆从国北韩、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古巴等，大都是西方所定义的“流氓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则是英美文明正在经历的第五场挑战与考验。这不仅是军事、经济、工业、科技、文化实力的较量，更是政治文明和观念秩序的对决——要自由、还是要奴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
错过宗教改革的西方，去基督教的西方，还能走多远？
在英美相继崛起的同时，虽然欧洲也搭上了顺风车，但欧洲模式与英美模式逐渐分道扬镳。
盎格鲁圈，尤其是美国，至今仍然存有生机勃勃的“宗教自由市场”，这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中是罕见的，因此美国人相信“美国例外论”。正如十九世纪中叶访问美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观察到的那样：“宗教是美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是自由和道德两者的先决条件——从而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先决条件。”
与清教徒的观念秩序所主导的“人间正道”背道而驰的，是欧洲（西方）的几种近代化的“歧途”。本书的中卷，即细细梳理这几种失败的或遭遇重挫的现代化模式：“一个教宗、一个世界”的天主教路径和拉丁路径（梵蒂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还可以包括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镇压胡格诺派新教徒之后，却又拥抱启蒙主义和暴力革命，将理性、革命和人自身当作“新宗教”、“新偶像”的法国路径；路德改革留下严重缺陷、从浪漫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再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德国路径；神秘主义的东正教、专制的斯拉夫主义反激出极权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路径；以及只完成半截子“脱亚入欧”、只要西方的“政经”不要西方的“教”的日本路径……在宗教信仰层面，他们固守天主教、东正教或东方宗教之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很难实现现代转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宗教信仰而走向无神论、唯物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迥异于英美模式，欧洲的拉丁路径、法国路径和德国路径在二战后逐渐变得殊途同归，于是产生了“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理想——这个理想跟英美的普通法传统和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重量级的反欧洲派领袖、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指出：
法国总统德斯坦（D'Estaing）曾荒唐地将起草《欧盟宪法条约》称作“我们的费城时刻”，他却故意忽视《美国宪法》与《欧盟宪法条约》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前者是庄严地向国人承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者则在保证欧洲人的“罢工、免费医疗和适足住房权”。3
欧美宪法性文件的承诺内容的重大差异背后，还有更大的、源头性的差异：人权是人自己所赋予，还是上帝所赋予？价值的来源是人的理性，还是上帝？欧洲跟英美的距离，比希腊跟耶路撒冷的距离还远。怎么能够拿《金瓶梅》当作《红楼梦》呢？出埃及之后难道就要上梁山吗？
一九八八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了一篇对欧洲主义具有颠覆性的演讲，她提醒西欧国家应当从东欧邻居那里吸取惨痛教训：
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许多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曾经试图由中央统管一切，现在它们都已意识到成功依赖于分权和分散决策。但是现在，一些欧共体成员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欧洲的边界竖立起来，而且还出现一个新的欧洲超级大国，正在从布鲁塞尔对我们发号施令。4
撒切尔夫人未能阻挡欧洲一体化的潮流。在其执政之前，英国即于一九七三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前身），此后四十七年，欧洲主义一步步地腐蚀英国宪制及背后的观念秩序，英国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国终于成功脱欧，找回了失落的自己，并回到以英美联盟为首要外交关系的“大西洋主义”。
左派的观念秩序让欧洲的精神传统千疮百孔。大量伊斯兰移民和非基督教文化的移民的涌入更让欧洲的基督教根基摇摇欲坠。
更为怪异的是，为了“欧洲”这个实体的建立，在欧洲源远流长的反美主义持续高涨，正好拿来充当凝结剂，美国学者安德烈·马克维茨（Andrei S. Markovits）讽刺说：“至于要拿什么东西将瑞士人与希腊人或西班牙人与芬兰人结合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感情与认同的层面——虽然还不清楚，但他们好歹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向心力：大家都不是美国人。”5法国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抨击美国是个“超强”，需要有一个“非美国的”欧洲——显然是由法国牵头——将之拉下马来。欧洲挑战美国的号角锁定在美国所引发的一些恶疾：“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视国家如无物、非共和的个人主义、自以为美国是全球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予以强化、习惯法、唯英语独尊、独钟新教而轻天主教观念。”但是，法国及欧洲，真的尊重天主教观念吗？他们自己对天主教及其观念的破坏和颠覆，远远大于英美新教的反对。不过，韦德里纳所揭示的各点，无异于“欧洲的好与美国的坏”之间的一场“文化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一词正是德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向美国开战时常用的口号。德国导演彼得·查德可（Peter Zadek）说：“文化斗争？算我一份，我讨厌死美国了。”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内部的分裂，是英美与欧陆的分裂，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分裂，也是基督教与无神论（世俗主义、诺斯替式的现代主义）的分裂。
在反美主义的意义上，“欧洲国”的诞生似乎不以欧盟的建立为标志。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欧洲各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示威。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宣称，有朝一日，历史学家会把这一天视为欧洲统一的诞生日。法国前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声称：“有一个国家在街头诞生了，这个国家就是欧洲国。”这个国家之开始萌芽，唯一的共同诉求就是抵制美国。在美国与欧洲之间有一条鸿沟，是某种更深、更无法妥协的东西，是属于价值、认同、本质方面的。6然而，这个骄傲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大概忘记了，是谁将法国和欧洲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
反美主义并不能成为让“欧洲国”可以安身立命、繁荣富强的意识形态。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十位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针对当下欧洲的重大危机，发表了一份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声明（巴黎声明）。他们看到了“在幻相、自欺与意识形态扭曲中，欧洲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的严峻情形，挺身捍卫“真正的欧洲”（the true Europe）：“真实的欧洲曾经以基督教为标记。基督教会普世的精神帝国在没有援引政治帝国的协助下，为欧洲提供了文化上的统一性。这一点使得一种特殊的公民忠诚得以在共同的欧洲文化中生长壮大。”7
这十位保守派知识分子领袖为复兴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大声疾呼，他们反对欧盟的去基督教化趋向，认为没有基督教的统一的欧洲只剩下“一个金钱和法律的帝国”和“人造的没有灵魂的团结”。他们盼望尊重并振兴基督教，欧洲才有美好的未来：
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真正的欧洲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尊严，无论性别、等级或是种族。这也是从我们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的绅士德性是一项明确无误的基督教遗产：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基督教彻底变革了男女间的关系、珍视爱情以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持相互的忠诚。婚姻的纽带让男人和女人都能在交流中共同成长。我们所作的大部分牺牲都是为了我们的伴侣和孩子。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也是另一项由基督教献给我们所钟爱的欧洲的遗产。8
他们看到基督教的衰亡意味着欧洲的衰亡这一事实，而大部分欧洲人颜面不顾。毫无疑问，教会的衰败，接下来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以及国家和民族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没落——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发展轨迹就是如此。
中土何时“出三峡”？
近代以来，盎格鲁文明通过不同途径进入若干非英语国家：瑞士、北欧诸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台湾、南非……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采纳清教徒的观念秩序，至少达到盎格鲁圈的基本标准——有一套和平移交政府权力的机制，一个独立于统治者意志的法律体系，以及一系列保护个人自由的财产权观念。
而其他在盎格鲁圈乃至更广义的西方之外的文明形态，包括亚洲和非洲的伊斯兰世界、亚洲的儒家国家、亚洲的佛教国家、非洲的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等，即便以不同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阿拉伯石油国家、中国等），离全盘性的现代文明仍十分遥远。
本书之下卷即处理中国何以实现现代化这一老话题，试图以新观念回答老问题。首先从古代中国说起，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国的观念秩序是“秦汉秩序，天下一统”。在意识形态上，儒法互补、佛道奥援；在政体上，皇权专制、一人独裁；在国体上，天下一统、万国来朝。
进入近代，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近两百年来，中国在“寻求富强”的道路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仍未能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那样“出三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党党军北伐到共产党席卷天下，极权暴政、于今为烈。中国不是没有努力学习西方，但中国总是找错老师和教材：以日为师、为德为师、以法为师、以俄为师，偏偏就是不以英美为师——中国自生的民情与传统，与日、德、法、俄都能找到某些近似之处，并产生磁铁效应中“同性相吸”的反应；同时，却与英美保守主义的观念秩序最相异，两者出现磁铁效应中“异极相斥”的反应，故而中国屡次在历史转折关头与英美模式擦肩而过。找错了老师和教材，岂能走上正道？
自一八〇七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迄今已有两百多年。为何“华人福音化、教会国度化与文化基督化”的“三化异象”（赵天恩牧师语）仍是水月镜花？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等左翼思潮已渗入社会和教会每个角落，西方传教士所传的已不再是全备的福音，更缺乏清教徒的观念秩序的真谛。结果，那些所谓的中国基督徒名人，大都是假冒伪善者，如孙文、蒋介石、冯玉祥等，其政治实践与基督教的观念秩序南辕北辙。在中国建立的有基督教背景的各类机构，如内地会、基督教青年会、协和医科大学、燕京大学等，不仅未能改变中国，反倒被中国改变。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先后出现三次反基督教高潮：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它们为共产极权主义泛滥中国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可以拿出完整、系统、论述严密且能说服民心的观念秩序来，跟共产主义相抗衡。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带领中国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以数亿现代奴隶劳工（秦晖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和对资源的竭泽而渔以及在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中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透支”这三大秘诀，实现了比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更迅速的“超常规”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习近平开始试图挑战乃至颠覆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及其背后的观念秩序。
中国迎来了“世界史的中国时刻”吗？中国历史学者施展认为：“中国作为普遍帝国的历史记忆，使得它天然地就是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从而需要一种具有精神容量的观念系统，才能承载中国的转型。”他虽然承认中国需要“宪制”，中国的“宪制”理想包括“中国的悠久历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功”（此三者完全是矛盾的，正如新左派学者甘阳所说的“通三统”——融会贯通孔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在实践上根本不可能），但这只是其虚晃一枪，其揣摩上意之后的真实想法是：“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9将这段欧威尔（George Orwell）式的“新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必须统治世界，世界必须采纳“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中国模式，中国要建立一个超过巴比伦也超过纳粹德国和苏联的邪恶帝国，中国要成为圣经中张牙舞爪的“大红龙”。
然而，近代五百年来，从未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在观念秩序偏差、核心价值缺席的情形之下，实现长久的崛起。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国强民疲”的崛起昙花一现，共产极权、计划经济、全能政治的苏俄也如泥足巨人般轰然倒下，比前三者更邪恶的共产党中国有可能取美国而代之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宣称：“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中国的实践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反问道：“中国为了全球利益会调整自己的利益甚至服从他国利益吗？面对紧迫的全球挑战，中国有能力采取行动形成国际共识吗？”
当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舞台上，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左派（毛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八种社会思潮彼此竞逐，清教徒的观念秩序（保守主义）却尚未成为其中一种。10华语世界仅有刘晓波、刘军宁、何清涟、王怡、刘仲敬、苏小和、沈阳等寥寥无几的知识人对保守主义形成了具有一定的中国处境化的、完整性的和产生公共影响力的论述。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在中国浮出水面，中国谦卑地以英美传统为师，尚且“路漫漫其修远兮”。
圣经旧约中，犹太人必须“出埃及”才能获得新生，埃及的肉汤只能让他们终生为奴、自愿为奴；如今的中国人也必须“出中国”才能获得新生——这里的“中国”，包括地理中国、种族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等各个层面。然后，引入清教徒的观念秩序，让基督新教在中国成为在美国已然形成的“公民宗教”，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宪政体制、人权保障、个人主义的公民意识，进而去大一统、中央集权而创立松散的联邦或邦联，最终融入盎格鲁圈、融入英美文明，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成为与日本和印度一样的、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亲密盟友，这才是中国的重生之路。如此，中土方能安然“出三峡”。
这是我写得最快乐也最痛苦的著作
二〇〇三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北京一间拥挤狭窄的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便开始酝酿写作这本讨论宗教改革与现代转型、文明更迭与观念秩序对决的专著。
今天，即便是在英美文明的核心地带，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样的讨论亦成为空谷回音。左派意识形态成为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启蒙运动被视为现代文明惟一的推动力。基督教思想不能在公共领域言说，基督教遁入私人生活领域而成为另类的“心理安慰”。这是西方危机的根源。
而在中国及华语文化圈，浅薄的左右之争远未进入基督教保守主义观念秩序的层面。在华语中，“保守”仍被认为一个语带贬义的概念。为保守主义正名，梳理出一部从宗教改革开始的、保守主义的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似乎难于上青天。
但我愿意知难而上。毫无疑问，这是我写得最痛苦也最快乐的著作。
说痛苦，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发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思维方式的狭隘。保守主义者卓尔不群，保守主义的观念秩序隐而不彰，寻觅前贤的过程如入茫茫森林采摘松茸，需要超凡的体力和敏锐的嗅觉。我一边写作，一边读书，调整自己的知识体系，吸纳新的文化养分，同时还要去除体内的精神毒素，前半生在中国所受教育、所中毒素，谁又能幸免于难？如同关羽刮骨去毒，这是需要持续一辈子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的其他著作，写作时间极少有超过一年的，一般从岁首到年终总是能完成。母亲生子是十月怀胎，我写这本书却耗了整整二十年。前十年在中国，后十年在美国，我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形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包括我的身份认同，从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作家，变成了法律（国籍）和价值认同意义上的美国人。所以，这本书原有的单一的初衷——为中国寻求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变成了双重初衷——首要的目标是帮助美国捍卫赖以立国的清教徒的观念秩序。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又跟多少师友讨论和求教，这本书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它才像罗丹手中的雕塑一样，一点点地从洁白的石头中迸出来。
说快乐，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在敬拜与祈祷之间，在阅读与思考之后，我不断有被上帝照亮、与真理相遇的惊喜。我梳理的是一套观念秩序，我寻觅的更是先知与圣徒的脚踪——观念秩序是抽象的，但捍卫、传承、丰富观念秩序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上帝宝贵的器皿，他们是上帝重用的仆人：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林布兰（Rembrandt van Rijn）、凯波尔（Abraham Kuyper）；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约翰·洛克（John Locke）、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我在写作中，以他们为师，以他们为友，与他们对话，与他们同行，是何其快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向《河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车可鉴》致敬。我的青春、信仰与思想，都深受这三本书的启发与影响。
这本书可以说是“英美文明版的《河殇》”。还在上初中时，我与父母一起深夜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政论片《河殇》，那么热血澎湃，那么青春无瑕。《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说：“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就像我们不能改变黄河的颜色一样。然而，我们却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11《河殇》那一代人看到了海洋文明、蔚蓝色文明才是中国的希望，但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呼吁中国向西方学习，还来不及细细甄别“此西方”与“彼西方”之不同。如今，作为后来者的我，如果说有能力沿着《河殇》的方向再往前走一步，那就是明确指出“清教徒的观念秩序、英美文明才是西方的精髓”。
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总结说，加尔文主义是欧美的社会变革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韦伯对比了儒教与基督教的差异后指出，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的人，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我在北大图书馆中阅读这本书时，犹如在三伏天畅饮甘泉。韦伯提供的理论框架，仍然可以用来分析剧变中的当代中国。
这本书也是“加尔文主义版的《前车可鉴》”。被誉为“知识分子宣教士”的法兰西斯科·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以四十年时间研究西方思想史，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上帝的位置，要作宇宙的主宰，致使文化体系百病丛生、独裁统治肆虐全球。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摆脱现代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方法论”，回归圣经真理。“基督教的价值在于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在上帝的启示下生活。这样才有道德、价值和意义，包括人的意义，而非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字。基督教价值并不脱离理性，它使一切知识和生命统一。选择这种价值其实即是个人以这种价值为基础，又进而影响大众。这样的基督徒毋需占大多数，就足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12然而，由于薛华本身的西人身份、问题意识及时代背景之限制，《前车之鉴》没有深入讨论宗教改革中的基本教义、神学及清教徒整全的观念秩序，也没有瞩目于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冲突及“新冷战”背景之下中国能否实现“有十字架的崛起”、“以美国为师、与美国为友的崛起”。我将在本书中填补《前车之鉴》的这两大缺陷，以史为鉴，更以史为灯。
圣经《罗马书》中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谨以此与所有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朋友们共勉。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美国华盛顿郊区费郡绿园群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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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页135。
2、莫德利指出：“其做法使人们对航母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安全产生了疑虑，这可能给我们的敌方壮胆、让他们从中获益。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可以依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各地的指挥官能做出正确和专业的判断、并沉着地领导军队。对西太平洋地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黎堡：《海军高官：解职航母舰长、避免敌方错判美军实力》，美国之音中文网，https://www.voachinese.com/a/us-navy-asia-adversaries-covid-19-20200406/5362340.html。
3、丹尼尔·汉南：《自由的根基：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页373。
4、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岁月》（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页680。
5、安德列·马克维茨：《欧洲的反美主义：从菁英的蔑视转为政治力量》，哈贝马斯（Habermas）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页234。
6、安德列·马克维茨：《欧洲的反美主义：从菁英的蔑视转为政治力量》，哈贝马斯（Habermas）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页230-231。
7、十位签署者包括：Phillipe Bénéton：法国政治理论家，雷恩大学和天主教高等研究院教授，讲授马基雅维利、莫尔、伊拉斯谟等经典作家，著有《西方道德的败坏》；Rémi Brague：法国哲学史家，精通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阿拉伯、犹太与基督教思想史，索邦大学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人的统治：现代方案的起源与挫败》等；Chantal Delsol：法国哲学家、小说家，隶属马克斯·韦伯学脉，马恩—拉瓦雷大学教授，“汉娜·鄂兰研究院”创办人，代表作《民粹主义：对不可辩护者的辩护》、《不正义的正义：驳国际法的暴政》；Roman Joch：捷克保守派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布拉格“公民研究院”执行主任；Lánczi András：匈牙利政治哲学家，考文纽斯大学教授，著作论题涉及政治智识、列奥·施特劳斯思想等，在复兴匈牙利与欧洲保守政治思想方面贡献甚巨；Ryszard Legutko：波兰哲学家与政治家，杰格隆尼大学古代哲学与政治理论教授，波兰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创办人，曾任波兰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精研柏拉图对话，最新作品《民主中的恶魔：自由社会中的极权主义诱惑》；Roger Scruton：英国政治哲学家、作家，保守学刊The Salisbury Review主编，执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圣安德鲁斯大学，代表作《保守主义的意义》；Robert Spaemann：德国天主教哲学家，“里特尔学派”成员，精研基督教伦理，最新作品《卢梭：人与公民，现代人的悖境》；Bart Jan Spruyt：尼德兰历史学家、作家、保守主义思想领袖，鹿特丹自由大学教授，“艾德蒙·伯克基金会”创始人，代表作《保卫西方：新保守主义与对新邱吉尔的持续需求》；Matthias Storme：比利时律师、学者与保守派哲学家，鲁汶大学教授。
8、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巴黎发表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澎拜新闻网，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8548。
9、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658-659。
10、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页2-3。
11、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台北）金枫出版社、风云时代出版社，1988年版，页6。
12、薛华：《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香港）宣道出版社，1984年版，页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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